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逐渐成为实现我国外贸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如何支持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带来提质增效的数字要素、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等3条路径推动新疆外贸数字化发展。目前，新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已初步建立，外贸数字化转型具备了初步产业基础。但受到数字经济规模小占比低、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度低、数字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制约，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数字经济对其驱动力弱等问题。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字化产业，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建设数字要素市场，增强数字创新能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推动新疆外贸数字化发展。
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加快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西部地区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我国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同时基于经济、社会、制度、人口、环境5个维度，识别影响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城市群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缓慢增长态势；子系统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协调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开放发展水平差距最小；投资水平、消费水平、交通运输水平、工资收入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干预和人口集聚抑制了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据此，西部城市群应进一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城市群发展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文章采用2000—202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数据，在引入相对价格法测度地区间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人口流动对广东省地区间融合发展的影响，并结合产业集聚研究人口流动影响地区间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广东省地区间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可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地区间融合发展，其间接效应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实现；人口流动、经济开放水平、技术差异对地区间融合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其中经济开放水平对地区间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基于此，今后应尽快打破市场分割与区际贸易壁垒，加快形成“一人一产一城”的区域互动与协调发展模式，提高地区间经济开放水平，促进地区间融合发展。
文章以新疆88个县域单元为例，基于PSR-TSEE评估框架，探讨2000年、2010年、2018年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整体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各子系统脆弱性变化呈现波动特征，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最高，生态子系统脆弱性最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呈不断下降态势。空间变化上，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南高-北部低”特征，其中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特征，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演变格局逐步由全域分布向“南高北低”变化；各子系统脆弱性耦合度较高，各县市协调度差异较大；各县市系统脆弱性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相关度略有提升。阻碍新疆县域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城镇化率等，处于不同脆弱性分区的县市，其主要障碍因子及影响程度略有差异。社会经济生态基础条件、旅游业和农业发展是影响新疆县域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
当前我国绿色信贷规模居世界首位，绿色信贷是重要的绿色金融产品，其可通过技术进步机制和挤出效应机制影响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文章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绿色信贷对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绿色信贷对我国四大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今后应实施差异化绿色信贷政策、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完善绿色信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
公共支出会影响一国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资源配置、企业竞争力，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文章分析了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国际分工地位的代理变量，基于2009—2019年21国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一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从而提升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公共支出中的建设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科技支出增加均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公共支出中的管理支出增加会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此，今后我国应适当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制造业亟需依托绿色创新有效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文章基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均存在倒U形关系；相较于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质量达到最优需要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2）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成本效应、信息效应、资源效应作用于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质量。（3）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质量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今后应推进制造业企业合理引进与发展绿色技术，进一步激发非国有企业创新活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创新。
随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科学衡量不同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于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情况尤为重要。文章运用联合溢出指数模型，实证发现碳交易市场、能源市场与低碳股票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且不同市场间的方向性溢出效应和净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相较于我国，欧盟碳交易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对此，应建立碳交易市场、能源市场与低碳股票市场之间的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体系和相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从而有效防范跨市场间的金融风险。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样本数据，分析中国机电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现状，并通过拓展的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中国机电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因素及出口潜力。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机电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在市场类别上，主要出口到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的国家，在产品类别上，主要以电器电子、机械设备等中技术机电产品为主；第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国政治与社会稳定水平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两国人口规模比例则具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第三，在中国机电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61国的出口潜力测算中，有28国属于“潜力再造型”、9国属于“潜力开拓型”、24国属于“潜力巨大型”。今后应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强化机电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加大企业资源整合和科研投入力度，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较于传统网络指标，将“依赖”概念引入棉花贸易网络研究中可以更准确地揭示棉花贸易特征。文章基于新的贸易依赖指标构建1999—2019年世界棉花贸易依赖网络，利用时态随机指数图模型对20年来核心棉花贸易国家的进口、出口贸易依赖网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棉花进口依赖度提高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亚洲地区，棉花贸易出口依赖较进口依赖网络集中度更高，其网络中心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2）中国棉花进口依赖度的大幅提高表现为依赖对象多元化和依赖程度加深，出口依赖度的大幅降低主要源于低依赖国家的脱离；（3）棉花贸易依赖关系的形成具有三元传递特征，出口依赖关系的建立具有偏好连接特征，少数具有出口依赖的国家能够通过在网络中建立的优势地位进一步促进依赖关系的形成；（4）两国接壤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交互属性能显著促进棉花贸易依赖关系的形成，但经济发展水平对依赖关系形成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较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更易形成进口依赖，高收入国家同时倾向于形成进口、出口双向依赖。今后可以从深化国际贸易合作、优化棉花产业布局等角度出发，改善中国棉花贸易对外依赖形势。
文章运用滚窗VAR模型测算了2011—2021年间布伦特原油指数与中国沪深300指数、11个一级行业指数之间的总波动溢出指数和净波动溢出指数，结合波动溢出指数的时变特征对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整体来说两个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是比较小的。但是在市场危机时期，两个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会显著增强：国内市场危机时期，两个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方向性，主要是从国际原油市场向中国股票市场输出波动；国际市场危机时期，两个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不具有方向性。基于此，今后国内投资机构和投资者应增强资产组合的多元性；在国际市场危机时期，监管部门应重点关注国际原油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输入型金融风险。
“双创”背景下，深入研究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活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创业生态系统分为直接参与主体、间接参与主体、创业环境3个构成部分，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9年我国创新创业活跃度较高的9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测度创业生态系统不同构成部分的发展水平，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创业生态系统对创业活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城市创业生态系统3个构成部分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创业活力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直接主体参与度、间接主体参与度、创业环境均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的演进与完善可直接提升区域创业活力；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区域创新效应是创业生态系统间接促进创业活力提升的重要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区域绿色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但目前对于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否带来绿色创新效应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基于城市经济协调会视角，使用PSM-DID方法评估城市群协同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协同发展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且对绿色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作用；分样本来看，城市群协同发展对新进城市与原位城市绿色创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对原位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新进城市；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城市群协同发展能通过加强环境规制、弱化分权竞争、推动产业升级、强化信息公开等机制来促进绿色创新；具体而言，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弱化分权竞争机制来影响新进城市绿色创新，主要通过加强环境规制、强化信息公开机制来影响原位城市绿色创新。今后应进一步健全区域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结合各地实际采取差异化政策，加强配套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文氛围环境建设等，促进我国城市群绿色协同高质量发展。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甚深。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以减税和税制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向的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减税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减税政策的逐步实施，各地人均税收增幅不断放缓，居民消费率得到有效提高；减税政策实施过程中伴随着的整体税制结构优化，能通过改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今后应继续有针对性地推行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大对群体间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新能源产业对国家产业安全、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创新水平决定了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文章以2016—2021年我国沪深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政策激励能否促进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并分析处于新能源产业链中不同位置的企业对政策激励的敏感度。研究发现：新能源产业链中的上中下游企业，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具有差异性；税收优惠有利于上游和中游企业技术创新，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上中下游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未来新能源产业相关政策应以创新效率为衡量标准，采用更为精准的政策手段，针对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制定差异化政策。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加强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货物贸易统计的巨大差异引起了欧亚经济联盟的高度关注，这将对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开展深度贸易合作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在分析中吉两国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现状的基础上，对造成两国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的“贸易统计口径差异”和“灰色清关”两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验证，得出“灰色清关”是造成中吉两国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差异的主要原因。对此，提出应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加强中吉两国海关数据共享、鼓励中国企业到吉国投资等对策建议，以促进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开展深度贸易合作。
年报问询函作为创新监管方式之一，其监管效果受到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5—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软件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积极词、消极词数据，从语调负面程度检验年报柔性监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年报柔性监管能够发挥作用，年报问询函语调的负面程度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不同的年报问询函语调负面程度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在语调负面程度较低时，年报柔性监管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但随着语调负面程度的提高，年报柔性监管便难以发挥作用。今后交易所应提高问询质量、监管部门应完善制度建设、上市公司应加强信息披露、投资者关注年报问询函语调指标，以更好地发挥年报柔性监管作用。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科技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并运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仅在东部地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大的金融监管力度和较高的居民金融素养能强化金融科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此，基于内外部环境视角提出了金融科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政府提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目标，文章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在延迟退休改革中引入弹性退休制度如何影响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老年劳动供给。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弹性延迟退休制度提高了养老金替代率，但是降低了劳动者终身福利水平，这主要归因于弹性延迟退休制度降低了劳动者成年期消费水平；其次，弹性延迟退休制度下劳动者会增加教育子女的投入时间，政府调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不但能增加劳动者子女人力资本而且有助于延长老年劳动供给时间；最后，生育子女数量、预期寿命、退休闲暇偏好、关爱子女程度4个方面的异质性都会影响劳动者关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老年劳动供给的决策行为。对此，今后应在延迟退休改革中引入弹性退休制度，同时将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作为配套政策，厘清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的责任，加快完善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