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作用机制及影响路径。研究表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有助于企业走出融资约束困境，并且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从企业ESG表现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来看，企业ESG表现不仅能发挥信号效应，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分析师关注，还能发挥治理效应，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从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来看，企业ESG表现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以缓解融资约束。今后，政府应进一步规范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鼓励第三方机构积极开展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核查与评估;企业应建立并完善ESG治理架构、积极开展绿色实践，以提升自身ESG表现。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逐渐成为实现我国外贸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如何支持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带来提质增效的数字要素、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等3条路径推动新疆外贸数字化发展。目前，新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已初步建立，外贸数字化转型具备了初步产业基础。但受到数字经济规模小占比低、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度低、数字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制约，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数字经济对其驱动力弱等问题。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字化产业，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建设数字要素市场，增强数字创新能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推动新疆外贸数字化发展。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西北五省区为例,合成各省区三系统2010年—2019年综合发展指数,评价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2010年—2019年间,西北五省区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提升较快,2019年指数值高达0.87;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较低,指数均值在0.44~0.54间浮动;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各省区趋于一致。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从2010年的濒临失衡提升到2019年的良好协调。此外,剪刀差分析表明,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两系统间演化速率差异逐步缩小,呈现协调演化趋势。西北五省区应基于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理念,利用区位及政策优势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努力形成区域互助共生、互利共赢的友好发展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在三次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四次收入分配概念，探讨以初次分配为基础、再分配为重要补充、鼓励发展三次分配及四次分配的收入分配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路径。基于中国脱贫攻坚实践的四次分配是对三次分配的补充和完善，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已由商品输出阶段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输出的过程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06年—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投资引力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分析经济、政治、法律3个维度的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的负向影响依次减弱,且制度差异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从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且对中国在沿线转型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非转型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从不同资源丰裕程度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资源丰富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沿线资源匮乏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ST企业停止特别处理（摘帽）后再次戴帽的风险是否会随退市制度改革而明显降低，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考察对于评价退市制度改革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文章运用生存模型检验ST企业摘帽后的二次戴帽风险，以及这一风险随退市制度改革的动态变化，进而评估退市制度改革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尽管从年度演进上看ST企业摘帽后二次戴帽风险呈增大趋势，但随着退市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二次戴帽风险呈降低趋势，摘帽企业摘帽后的绩效稳定性明显提升；（2）企业经历特别处理的时间越长，二次戴帽风险越低，且摘帽后有监管问询经历的企业二次戴帽风险更低；（3）随着退市制度改革对摘帽条件规定的日益严格化，ST处理时长与监管问询对企业二次戴帽风险的影响有所减弱；（4）ST企业摘帽后的财务违规受罚经历会增大二次戴帽风险，但随着退市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风险逐渐降低，改革对于缓解处罚冲击下的绩效风险有积极作用。
本文基于依恋理论、进化心理学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采用问卷调查法检验员工依恋风格与沉默行为的关系,以及二者关系中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和关爱下属领导行为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员工依恋风格与员工沉默行为有正向关系,心理安全感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关爱下属领导行为负向调节员工心理安全感与其沉默行为的关系,即关爱下属领导行为质量越高,员工心理安全感与其沉默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今后可从员工依恋风格对员工自身和组织产生的其他负面影响、员工依恋风格与其沉默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其他中介作用机制、依恋风格与沉默行为之间的其他边界效应等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2019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双循环”为背景并将“双循环”相关因素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循环”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抑制作用,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促进作用。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说,内循环层面变量居民消费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率、实际利率、技术水平和城市化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外循环层面变量对外贸易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从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说,内循环层面变量技术水平、实际利率、城市化率,以及外循环层面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今后应更科学地规划地方政府债务的支出投向,通过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资源合理配置、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城市化水平等途径,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绿色发展是资源型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研究空间特征下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解释资源型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选取2000年—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测算绿色经济效率,进而分析新疆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新疆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产业结构、经济对外开放度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自主创新能力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教育水平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有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有正向溢出效应,但均不显著。今后可从健全经济政策体系、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高经济对外开放度、自主创新能力、教育水平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区域绿色经济效率。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2018年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作为研究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揭示不同因素如何相互组合进而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状况、财政分权程度、财政透明度与组织冗余度是影响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主要因素，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多因素共同作用、并发起效。今后，地方政府对外应更加积极地发展经济、吸引人才流入，对内应进一步提高财政透明度、消除组织冗余、降低行政成本，从而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文章基于2009年—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考察加强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增大了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作用机制分析显示，加强税收征管产生了两种不同作用：一是通过抑制过度投资、降低代理成本产生“治理效应”，降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二是通过增加企业税负产生“成本效应”，增大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总体来看，税收征管的“成本效应”影响更大，最终导致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增大。税收优惠能够削弱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负面影响。今后应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体系改革，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归纳法和演绎法，梳理总结2000年—2022年以来的22年间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研究的主要进展和热点主题，展望未来研究趋势。研究表明： （1）22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研究历程可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研究主要受网络信息技术、金融市场环境与经济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2）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与特点、测度与评价、成因与表现、防范机制与监管路径等方面；（3）研究方法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升级，研究视角由宏观市场向微观消费者转变，研究视角和维度相对单一。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研究应加强多方法与多学科交叉融合、多维度差异性与联动性、多维度风险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绿色金融挑战的耦合性等方面的研究，更好地促进中国互联网金融持续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09年—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碳排放总量及化石能源、二次能源和建筑材料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碳排放总量空间差异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峰值是2011年的9.67亿吨,关中平原城市群则是2019年的0.88亿吨。基于能源碳排放量的测算结果,进一步采用LMDI模型将其影响因素分解为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建筑业经济水平及人口规模等五大效应并分别进行测算。研究发现碳排放系数对能源碳排放量的影响作用最小,建筑业经济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能源结构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今后可从推广新型建筑材料使用、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及推广建筑业低碳节能技术等方面推进建筑业减碳。
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加快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西部地区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我国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同时基于经济、社会、制度、人口、环境5个维度，识别影响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西部城市群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缓慢增长态势；子系统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协调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开放发展水平差距最小；投资水平、消费水平、交通运输水平、工资收入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干预和人口集聚抑制了西部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据此，西部城市群应进一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城市群发展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致使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不断增强，加剧了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文章从国际贸易、投资市场、金融市场3个层面分别筛选出与我国市场关联度较高的国家作为风险传染的样本国，构建金融风险指数，利用VARX模型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的传染特征。研究发现：（1）我国对中亚、西亚、中东欧区域整体上存在金融风险传染效应，西亚、南亚、独联体、东南亚区域整体上对我国存在金融风险传染效应；（2）中亚、中东欧是我国金融风险净输出的主要区域，其他区域则呈现对我国金融风险的净输入状态；（3）部分国家对我国金融风险的传染方向与其所在区域整体传染方向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今后应着力构建并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治理协调机制与金融风险传染协调处置机制，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风险监管层面的信息共享，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传染。
共建“一带一路”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为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新动能。本文基于2007年—2018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共建“一带一路”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共建“一带一路”能够持续显著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2）共建“一带一路”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实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3）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具有异质性,在海洋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表现出更强的影响效果。今后应持续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对外开放,加强政府间交流合作,消除投资壁垒,重点发展海洋科技,提高技术的市场转化率,从而更好地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文从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的角度构建高铁影响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基于2006—2017年民族八省区地级市的高铁开通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对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及其来源进行实证检验并考察了可能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从整体影响及其来源看，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且影响主要源于其对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影响的异质性和动态性看，高铁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城市发展基础而异，且积极效应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时滞性，时滞期约为3年;从影响机制看，高铁会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产业带动以及绿色发展的产出拉动3项机制，对民族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有针对性地补齐高铁城市的资金和要素短板，对不同城市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激励政策，以促进民族地区城市借力高铁赋能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