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PVAR、耦合协调和莫兰指数模型对我国2015年—2019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耦合协调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两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态势,但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性较明显;在互动关系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整体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从东部到西部梯度递减;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关系上,东部地区呈“高—高”聚集特征,西部地区呈“低—低”聚集特征,中部地区则不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提高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文章以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作用机制及影响路径。研究表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有助于企业走出融资约束困境，并且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从企业ESG表现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来看，企业ESG表现不仅能发挥信号效应，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分析师关注，还能发挥治理效应，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从企业ESG表现对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来看，企业ESG表现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以缓解融资约束。今后，政府应进一步规范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鼓励第三方机构积极开展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核查与评估;企业应建立并完善ESG治理架构、积极开展绿色实践，以提升自身ESG表现。
西北五省区新疆、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沿地区。为抓住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遇,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各地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制定了本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政策。文章以西北五省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出台的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模型评价西北五省区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5个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今后,西北五省区应因地制宜规划政策体系,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平台,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是财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文章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绿色税制的发展历史,从绿色税收的收入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方面对我国税制绿化度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我国税制绿化度不断加深,由嫩绿色萌芽时期到浅绿色发展时期再到深绿色向纵深发展时期,绿色税收收入占比逐步提高,能源结构不断优化,能源效率持续升高,减污降碳效果显著。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导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仍有持续深化的改革空间,通过税制改革提高税制绿化度任重道远。
本文以我国2016年—2019年参与精准扶贫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其系统风险的防范作用。研究发现：其一,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度越高,所承担的系统风险越低,企业精准扶贫对系统风险有显著的防范效应;其二,精准扶贫对系统风险的防范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与高环境不确定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其三,不同精准扶贫方式对企业系统风险的防范效应不同,相较于教育扶贫,产业精准扶贫对系统风险的防范效应更显著。
随着工作加班常态化,敬业度问题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且研究成果丰富。文章以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为来源,利用CiteSpace绘制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等图谱,对敬业度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敬业度的研究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与国外研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另外,学者们主要围绕如何提升敬业度展开研究,发现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采取与员工个人特征相适配的领导风格等可以提升敬业度。今后应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理论框架研究不同因素对敬业度的差异化影响,以拓展对敬业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文章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引入不良投资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与产业选择方面高度集中,导致不良投资呈现“双高”特征,即7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中亚—西亚和新亚欧大陆桥区域,8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金属、交通和能源等环境敏感型行业。今后应从产业层面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的区位选择战略,优化投资产业布局,并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
本文以新疆旅游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出发,选取产业关联度、收入弹性、增长潜力、社会效益、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6个指标对其成为支柱产业的条件进行科学测度。研究表明：新疆旅游产业关联度较高,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效应显著;新疆旅游产业收入弹性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市场优势;新疆旅游产业贡献率和区位熵均逐年波动上升,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比较优势明显; 新疆旅游产业就业密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效益显著;新疆旅游产业相关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低于其他优势主导产业,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综合测算结果表明,新疆旅游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条件已较为成熟。今后,应从旅游产品供给改革、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旅游企业品牌集群构建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推动新疆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选取2007年—2019年我国大陆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构建VAR模型,探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冲击作用略小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冲击作用;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逐渐提高至20%左右,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率逐渐提高至40%左右。今后的发展中,可着眼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注重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互动作用,以新发展理念为抓手,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与高质量发展新理念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因而势必会发挥助力。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2007年—2019年省级相关数据加以测算,研究发现：多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积极作为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可差异化问题依然存在,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以及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上均有所体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化表现与高质量发展相矛盾,因而今后应以经济高质量转变为契机,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转移支付调节功能,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配套社会环境,攻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薄弱环节,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救助审计是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从学理上阐释社会救助审计的8个基础性问题,即社会救助审计需求、社会救助审计本质、社会救助审计客体、社会救助审计主体、社会救助审计内容、社会救助审计目标、社会救助审计方法、社会救助审计结果及其运用,并提出关于社会救助审计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建构社会救助审计制度,必须从理论上正确认知社会救助审计的基础性问题。
本文基于2000年—2019年我国中西部地区17个省区市的煤炭消费、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四者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是煤炭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煤炭消费有先促进后抑制的效应;煤炭消费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煤炭消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长期抑制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城镇化均有长期抑制效应。因此,中国应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形成良性循环,控制煤炭消费。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已逐渐成为实现我国外贸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如何支持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带来提质增效的数字要素、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等3条路径推动新疆外贸数字化发展。目前，新疆数字贸易服务平台已初步建立，外贸数字化转型具备了初步产业基础。但受到数字经济规模小占比低、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度低、数字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制约，新疆外贸数字化转型仍面临数字经济对其驱动力弱等问题。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字化产业，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建设数字要素市场，增强数字创新能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推动新疆外贸数字化发展。
后贫困时代,全面评估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客观要求。文章采用2013年—2017年全国832个贫困县的经济社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对重点贫困县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当前经济增量的主要来源是贫困县劳务输出带来的本地储蓄增长,而本地农业生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两条增收渠道的作用不显著。对此,应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务输出增收渠道通畅,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地方特色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内生式发展,更好发挥区域导向型扶贫政策的减贫作用。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