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制造业亟需依托绿色创新有效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文章基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均存在倒U形关系；相较于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质量达到最优需要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更高。（2）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成本效应、信息效应、资源效应作用于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质量。（3）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质量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今后应推进制造业企业合理引进与发展绿色技术，进一步激发非国有企业创新活力，通过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创新。
中药材凝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对弘扬中华文化、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 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中药材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药材贸易网络关系的演化，以及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药材贸易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中药材进出口贸易总额呈波动上升态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中药材贸易联系逐步密切；GDP规模、边境距离、语言等会对两国贸易关系产生影响。今后应继续拓展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中药材进出口贸易，建设中药材专属国际物流通道和中药材人才培养体系，弘扬中医文化，不断加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大障碍，而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提高城镇化水平，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今后应进一步优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结构以及相关政策，增强城乡居民参保意识，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长效机制，提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有效性、及时性，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旅企业“走出去”既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实现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协同发展的战略要求。文章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选取4家典型的中国文旅企业，从动因和困境两个视角深度剖析不同阶段下案例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环境，以及企业据此作出的战略选择。研究发现：中国文旅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探期、成长期、成熟期3个阶段；中国文旅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包括政策导向性动因和市场导向性动因，面临内生性困境和外源性困境；不同阶段下中国文旅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会根据动因和困境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需通过具体的战略环境分析作出适宜的战略选择。据此，中国文旅企业在“走出去”初探期宜采用集中化战略，成长期宜采用一体化战略，成熟期宜采用平台化或多元化战略。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是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有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大规模、高新技术和成长性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还能够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导向进而提升其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但过高的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民营企业未来绩效有正向影响。
合理测度和准确识别金融市场风险，对于稳定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意义重大。依据中国金融市场特征，本文采用动态CRITIC法计算权重并建立金融压力指数测度模型，通过非参数统计核密度法和B-N数据分解法对金融压力指数的分布和金融风险状态进行估计与识别，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检验高低风险转换概率，并与基于确定项进行识别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基于动态CRITIC赋权的金融压力指数更能反映金融市场的极端值和金融风险，随机冲击是影响我国金融压力指数的重要因素，两种金融风险识别方法均可识别金融风险状态且各有优势，研究中可以互为补充。今后应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加强对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
公共支出会影响一国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资源配置、企业竞争力，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文章分析了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国际分工地位的代理变量，基于2009—2019年21国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公共支出对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一国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从而提升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公共支出中的建设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科技支出增加均能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公共支出中的管理支出增加会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基于此，今后我国应适当扩大公共支出规模、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文章选取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显著；在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政策优势能够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今后应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稳步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深化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融合，更好地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双碳”目标，发展低碳物流是必由之路。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我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和全局Malmquist指数分析沿线区域低碳物流效率，并采用Tobit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区域低碳物流效率呈波浪式变化态势；地区科技水平越高越能有效减少低碳物流投入冗余，产业结构越合理越能有效减少人力资源浪费；加强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货物进口额和能源利用效率对提高低碳物流效率有促进作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则对低碳物流效率的提高有抑制作用。今后应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助推低碳物流高质量发展。
本文选取网络文本数据，以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的新疆21个景区为例，对比分析景区的红色旅游体验文本和红色文化传播文本，了解建党百年文化视域下新疆红色旅游和红色文化的融合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新疆红色旅游中，游客对红色文化载体的感知最为强烈，能够对红色文化产生一定认同感，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较为显著；同时，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积极情绪有利于其产生幸福感。今后可进一步推动新疆“红色文化+”融合发展，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提升红色文化融入度，加强红色文化产品创意设计和品牌打造，并借助营销不断扩大红色文化影响力，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推动新疆红色旅游健康、快速发展。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科技支撑是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政府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呈先降后升的U形影响关系，只有当政府补助规模达到临界值后才能有效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且创新激励效果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高时，政府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U形影响关系能够被强化；此外，对于国有企业，当政府补助规模达到临界值后，非专项类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优于混合型政府补助。今后可通过健全法律法规、优化营商环境等多种途径，更好激励企业绿色创新。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政府提出了“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目标，文章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在延迟退休改革中引入弹性退休制度如何影响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老年劳动供给。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弹性延迟退休制度提高了养老金替代率，但是降低了劳动者终身福利水平，这主要归因于弹性延迟退休制度降低了劳动者成年期消费水平；其次，弹性延迟退休制度下劳动者会增加教育子女的投入时间，政府调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不但能增加劳动者子女人力资本而且有助于延长老年劳动供给时间；最后，生育子女数量、预期寿命、退休闲暇偏好、关爱子女程度4个方面的异质性都会影响劳动者关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老年劳动供给的决策行为。对此，今后应在延迟退休改革中引入弹性退休制度，同时将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作为配套政策，厘清各级政府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的责任，加快完善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完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文章以全国相对贫困治理探索先行省广东为例，基于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从可行能力视角分析了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模式的特点及实践约束。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模式主要通过增加资源获取机会、提升抗风险能力等路径发挥作用，存在培训效率低、精准度不高的关键约束；高校主导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模式主要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增加资源获取机会等路径发挥作用，存在与贫困户需求匹配度不高、内容缺乏创新的关键约束；社会组织主导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模式主要通过提升社会参与能力这一路径发挥作用，存在运作成本高、培训资金有限的关键约束；企业主导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模式主要通过提升职业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路径发挥作用，存在培训持续性不强、师资力量不足的关键约束。对标共同富裕目标，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治理应综合考虑不同主体主导培训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模式的特点及其实践约束，注重多主体组合，发挥各主体主导培训的比较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相对贫困治理模式。
对口支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文章将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5—2020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对口支援政策驱动南疆四地州经济内生增长的净效应。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南疆四地州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但政策效果的显现存在时滞性，直至2015年该政策才在南疆四地州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因南疆四地州各县市经济基础、要素禀赋等存在差异，故对口支援政策效果不尽相同，在自我发展能力较高的县市政策效果明显，而在自我发展能力较低的县市政策效果不明显。
2015年我国正式开启了国地税合并改革。文章以2015年为断点，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以会计年度与2015年的距离度量改革的渐进过程，研究国地税合并后税收竞争对我国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提高了税收征管水平，抑制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优化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提高了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今后，中央政府在制定规则时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也应把握好“度”的问题。此外，还应综合评估国际形势及影响，从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全球化视角审视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并根据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合理选择税收工具。
文章依据“金税三期”工程，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抑制公司业绩预告违规；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在数字化税收征管影响公司业绩预告违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化税收征管对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抑制作用在地区外部监管力度大、地区财政增收压力小、内部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大数据技术与税收征管体系的深度融合，完善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